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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你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什么？”“我们镇政府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煤窑为重点，而对砖窑没太注意，在三江省，煤矿是监察重点也是当地经济支柱，而小砖窑相比是微利企业。”“那你们一开始就知道砖窑存在严重问题？”“这个…我们确实知道黑砖窑的存在。”这就让曾家辉明白，一开始知道实情的基层官员并没有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包工头虽然在逃，但窑主蒋正丰被逮捕，案情很清楚。对此，责任归属的追问可以进行。调查组已正式介入调查其间政府官员的履职情形，目前接受调查的官员几乎涵盖砖窑管理所涉的各个部门，达几十余人。蒋正丰的妻子张梅，一度冀望于以指控基层官员的渎职，来为丈夫求得一线生机。她见人就诉说相关职能部门的不作为。她还出示了镇派出所在事发后索取办案经费的收据、镇国土资源管理所的行政处罚单，以及有关部门出具的限期整改单。“我们出事后，花了十来万块钱了。”蒋正丰的妻子说，这笔钱中的有给派出所的，有的用于给工人发放工资、购买衣服和医药费，其他费用包括工人的吃饭及其他开支。此外，她还抱怨说，“砖窑早该有证了，就是官方收钱不给办。”“具体有指哪些官方？”“每年国土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要来收费，仅今年初，我们就给了矿管所五千元罚款，他们不但没开收据，还说罚款数额是一万，并一直催缴。我手里可是有不少那些干部的渎职证据。”“拿出来看看行吗？”“这要等到案件庭审时我才能出示。不能给你们看，我们还要在这里生活，惹不起他们。”“我们正是调查这些而来的。”曾家辉认真的说道。可她还是坚持不拿出来，“你们调查完了就走了，我们却一直要在这儿生活。”这些证据无疑令相关人员如坐针毡。就在次日，镇派出所退还了蒋家几万元的经费，并收回了收据。面对曾家辉的调查问话，该所所长承认：“分管该区域的片警一次未去过砖窑，是重大失职。而事发后，该派出所工作不力，在解救工人过过程中致使有几名工人逃散。”调查下来，发现大量黑砖窑所在地的派出所，他们之前明知黑砖窑内有大量外来民工，却在告知承包人要办暂住证后再未过问此事。这就值得让人深思了，那些被虐的民工度日如年，派出所为何不查问？派出所不查问，地方政府也就装着视而不见了，他们甚至声称，因为暂住人口办证收费的取消，各基层公安局招聘的查证人员因无法供养被解散，而基层派出所人员稀少，盘查空挡由此出现。而且在调查中了解到，以前也有个别派出所的人员主动行动，很想做出些成绩，可查问下去，还因此受了上级批评，想立功而惹了麻烦。而另一位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刚在曾家辉的询问下，承认罚款的事实存在，“最多的时候有十一家部门收砖窑的费用。”他还列出了诸如农业、工商、水利、安监等部门。“你们就只收费或者罚款了事？”他自称苦衷，“在砖窑主不配合执法、拒不执行关停的情况下，罚款也许是比较可行的方式。”而镇环保所提供的资料显示：早在多年前，国家经贸委已经明令取消乡村砖瓦轮窑、立窑项目。“那你们为什么没取缔这些砖窑呢？”“我们去取缔过蒋正丰的砖窑，但缺乏执法能力，只能下发停工通知。”“事件爆光之后，你们也去处罚过？”“去了，但没处罚，因为窑主当时不在。”陪同调查的县里官员则表示，“虐工人的主要原因，归因于窑主和包工头人权意识太淡薄。”“为啥如此说？”曾家辉总喜欢多问问。“因为在贫困的三江省农村，国家推行的空心砖等新型建筑材料村民往往无力购买，而低廉便宜的实心砖一直受追捧，上面的有关政策从全局考虑，但具体到基层，有时与实际情形不相匹配。”曾家辉点头，倒是觉得有利可图，正是黑砖窑长期存在的土壤。调查中，曾家辉找了一名叫周权的劳工了解情况。周权与一个同乡外出打工时，在三江火车站被“职业介绍所”诱骗到三江石城黑砖窑干活，从此沦为奴工的。周权不是三江省人，二十多岁的年纪，虽已获解救，但周权在曾家辉面前，还是显得怯生生的，黑黑的脸庞，消瘦的身材，在凄风冷雨中更显得单薄，他笔直地站着，脸上肌肉绷得紧紧的，身子却不停地发抖，不知道是因为天气阴冷还是过于紧张，他告诉曾家辉自己一同出来的那名老乡，也是进了另一个黑砖窑，至今还下落不明。“你为什么想到三江省打工？”曾家辉的问题虽然平常，但总会让人有些不知如何作答。“我和我的伙伴本来是要去沿海打工，那边有亲戚。”周权语速很慢，经常说几句就要停下来回想一会儿，“可我们到了三江火车站，钱包掉了，路费不够，就在附近打工。”周权告诉曾家辉，他们打了一个月的临时工，挣的钱不多，而且很辛苦，攒了一点钱之后决定离开。“为什么又没离开呢？”“五月的一天，就是五月，具体哪一天记不清了，”周权的声音突然有些颤抖有，“那天，我和老乡拿着行李刚到火车站准备买车票，就有人立刻问要不要找工作，还说不收中介费，工作条件非常优越。这对于我们来说，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。于是，我们就跟着介绍人，走进了火车站旁边的一个人才交流中心……。”老实善良的周权显然至今还不知道，三江火车站周围这些以家政服务部、人才交流中心等名目出现的所谓职业介绍所，其实主要是替黑砖窑、黑煤窑等寻找奴工，甚至还替一些场所拐骗妇女。这些黑职介每骗到一个人，能得到几百元的“人头费”。后来的情况自然是周权和他的伙伴就被黑职介送到了石城县，各去了一个黑砖窑，从此开始了暗无天日的奴工生活。周权工作的那个黑砖窑规模不大，总计有工人二十几个，全被圈在砖场里，有打手看着，哪也不能去。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要起床干活，干到上午八点钟才让休息一会，吃玉米渣熬的粥和颜色发黑的馍。吃完早饭接着干活，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吃带石子的小米稀饭和干硬的馒头，几乎没有菜。此后就一直要干到晚上八点钟才能吃晚饭，晚餐和中餐几乎没有差别。他们好在还算一日有三餐，这与曾家辉在黑山村蒋老板那儿的情况有点小区别，那儿可一天只能吃两顿饭。在砖场里，周权他们被随意打骂，打人的除了包工头，还有他们手下的打手。周权告诉曾家辉，打人者几乎都是上来就拿砖坯拍。不过，周权自称比较老实听话，所以较少被打骂，“他们一直觉得我傻，我也不说话。”“其他人呢？”周权回忆道：“有个叫小石的奴工几乎天天被打。小石来自江南省，与包工头是老乡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老乡还那么狠。我到砖场就看到一个被打伤的人在卧床。直到我们被解救的时候，他也没爬起来过，就那么天天的躺着。”“你们的工钱呢？”“每个当月发工钱的时候，窑主都说要给工资，先让大家开心一会儿。但随后老板又说，大家不需要花钱，先记在账上了。”“有人来查过砖厂？”“我在黑砖窑期间，当地派出所曾经来查过两次，几乎就是例行公事。我的身份证在以前打工期间丢失，属于无身份证明者，但警察也并不在乎。警察每次来之前，包工头都会事先知道。他告诉我们，如果警察问起收入，就说每月工资一千五，还要说没有遭受过打骂，否则后果会很惨的。”周权还说他自己胆小怕事，每次被询问时都按照包工头的话说了，警察就不再管。不过他记得警方第二次检查时，还是有两个工人说了实话，结果警察把他们带走了，但对砖场并没有做任何处理。“你后悔了？”曾家辉既像是问话，又如谈心一般的道。“我当时确实后悔过，那天我要是也说实话就好了，也许警察就会把我带走。”周权点头说道：“也就在那两个人被带走后几天，窑主亲自出来说话，问谁还想走？只要想走就可以走。”“哦，那你觉得是机会了？”“是的，我当时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站出来说我想走。”周权回忆道。“具体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曾家辉一边问，还不时的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。